邬贺铨：智慧城市能否为中国城市带来救赎？

智慧城市真的会带来中国城市的救赎吗？近期邬贺铨先生，来为我们解说了一下新型城镇化政策碰撞之下的智慧城市建设现状。

中国实现智慧城市路漫漫

记者：智慧城市试点城市已增加到193个，地方政府筹划智慧城市热情空前高涨，您对此如何看待？

邬贺铨：现在中国正处在四化发展之中，城镇化是一个热点。中国处在城市大发展的高潮中，很多地方希望通过智慧城市来加速城镇化的实现，同时也希望城镇化的实现能够带上“智慧”的色彩，这种热情可以理解。很多城市都希望通过智慧城市把城镇化工作向与新四化结合更为密切的方向上走，并且希望通过智慧城市拉动信息消费。总的来看建设智慧城市动机都是好的，但也不排除个别地方把智慧城市当成政绩工程了。实际上，中国很多地方的智慧城市建设目前还只是停留在形式上。上面说到的193个试点城市中，大多还没有真正在智慧城市建设中做出什么实质性的工作。在城镇化的推动中，这些在智慧城市旗帜下所做的工作，许多并不一定与智慧城市相关。现阶段看来，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可能更多的是形式多于实际。

记者：同往年相比，智慧城市建设有哪些新进展，现状如何？

邬贺铨：有些城市确实是做了一些规划、办了一些学习班、建了一些基础管理设施来推进智慧城市的建设，这些城市的智慧城市推进的工作是不能否定的。一些城市设置了一些智慧城市考核目标，这点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从总体上来说，能够让老百姓感受到“智慧”的城市还是不多的。因为智慧城市不是领导说有智慧就智慧了，一定是以居民有没有感受到“智慧”来作为评判标准的。居民生活在这个地方确实是感到“智慧”了，生活越来越舒畅，环境保护实施起来了、交通越来越便利了……这样的城市才能称之为“智慧城市”。实现这些，对大部分城市而言还是有一定距离的。如果城市总是充斥着雾霾、交通拥堵严重，这样的城市是不能称之为智慧城市的。从这点上来看，智慧城市建设对一线大型城市而言是个严峻挑战。

另外，智慧城市的实现还需要信息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城市的宽带化、无线覆盖等，建设相对来讲还是很容易的。管理好城市更难，让城市的管理更科学，让老百姓称赞，实现针对城市特色的个性化智慧管理，在这些方面，应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

记者： “城镇化”口号已喊了很多年，现在前面加了“新型”两个字，那么“新型城镇化”到底“新”在哪？

邬贺铨：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50%以上了，从数据上来看似乎很高了，但是实际上城镇化率统计的标准是有一定问题的：在城里居住半年，就算城市里的市民了。许多农民工在城市里呆满了半年，却没有已经成为市民的感觉，也没有享受到市民的福利。这样看来，从前的城镇化率是有水分的城镇化率，仅指在城市里居住所产生的“城镇化”，并不是说人的城镇化。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要稳步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大力提高城镇土地利用效率、城镇建成区人口密度;要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真正的城镇化关键是人本身是否感受到他已经融入了城市。同时，人的城镇化还和经济产业发展这些因素都有关系。如果人只是简单地住在城市里面，没有就业，这个人是不可能体验到真正的市民生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实现新型城镇化，是要通过享受真正的市民待遇，融入城市生活作为判定标准。当然，只有通过各方合力来推动，才能真正实现城镇化发展。

智慧城市与城镇化要同步走

记者：同样是建城的战略，新型城镇化和智慧城市有何关系，应该如何结合发展？

邬贺铨：智慧城市更多的是智能技术的应用;新型城镇化更多的是社会问题。新型城镇化是一个怎样真正地把现代进城的农民工从身份与心态真正融入城市的问题;而智慧城市更多的是通过技术手段来提升城市的管理效率，从而让更多的市民参与进来，两者还是不完全一样的。

有些城镇化发展很完善的国家，也有建设智慧城市的任务。对中国而言，智慧城市与城镇化是要同时进行的，这是与国外不一样的地方。在实现新型城镇化的同时把智慧城市搞上去，这种构想是很好的。但现阶段看来，虽然提出实现新型城镇化的同时并没有提出一定要依靠智慧城市，但这两者并不矛盾。中央城镇化工作会提出：“要坚持生态文明，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尽可能减少对自然的干扰和损害，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水、能源等资源。要传承文化，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这些要求也是智慧城市所追求的。当然，如果能结合智慧城市来发展新型城镇化，无疑会使我国城镇建设更加科学。有科学技术的支撑，可能会在未来产生更多的需求，让更多的市民有更好的就业机会，这样来发展新型城镇化是有益的。

城镇化≠建城

记者：有很多人说起城镇化，首先想到的是房地产。传统的城镇化之后，中国造城运动大肆暴涨，致使中国部分大城市房价大幅度上涨，很多人面临着没房可住，只能租房的命运。您觉得智慧城市与新型城镇化的提出，能否有效缓解这一问题，将要带来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

邬贺铨：过去人们一直认为城镇化是一种造城运动，实际上城镇化不仅仅表现在物质上，更多的是表现在农业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第一产业转变为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是一种产业格局上的调整。城镇化并不一定对应的是城市的房子居住情况的调整，并不是说只要把城市扩大了，就是城镇化了，这是一个误区。城镇化应该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不是以房子、面积为本的城镇化。

房地产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是单纯靠智慧城市就能解决的。当然通过智慧城市，通过城市化的手段，可以很好的监控建筑面积、土地利用率、有无空置房、鬼城、一个人是否有多套住房等现象是有用的。通过信息化手段，使政府信息更开放透明，有利于市民的监督，对于抑制房价过高惠有些作用。但是用智慧城市、城镇化来解决房价高等问题，我认为还是很难做到的。房价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有很多的政策手段来调控。

记者：现在各地都在大肆开疆破土建城，致使我国多处“鬼城”出现，您觉得这其中出现了什么问题，该如何解决？

邬贺铨：现在是房地产热嘛！开发商拿到地，建成房子，他们预期房价肯定会看涨，并不担心房子是否能卖出去。只看投资，并没有太多的去考虑有没有人住。在高房价与暴利的刺激下，造就了地产商这种冲动的投资。就目前来看，这种情况还会继续发展下去。虽然国家也有一些政策，但是目前看来还没有取得多大的成效。当然未来还可能通过多渠道：包括政策、财税、土地等多方面来管理。

智慧应用缓解城市病

记者：中国现在很多的大城市，交通越来越拥堵，雾霾越来越严重，暴雨淹没街道城区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应急作为智慧城市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如何利用城市智慧来解决这些问题呢？

邬贺铨：现在采取的一些措施（包括基础措施），只是取得了间接的作用。无论是雾霾、交通、暴雨，利用一些智慧手段实现空气监管、优化交通路线、监督地下管网这些都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并不能根除这些问题，只能缓和。比如雾霾的发生，与环境污染、尾气排放、气候等因素都有关系，不是由单一因素导致的，所以许多问题是要综合治理的。

中国城市确实无一实现智慧

记者：近日，某专家在一次智慧城市论坛上说到：“中国提出要建设智慧城市的数量已有154座，规划投入的建设资金超过1.5万亿元人民币。但截至目前，真正能够体现智慧城市的内涵，以及智慧城市建设的最基础的东西一个也没有看到。”您对此如何看待？

邬贺铨：二批试点公布以来，部委公布的我国智慧城市试点数目已经达到了193个，数量比他说的还要多。对于这些智慧城市建设，政府的投资是巨大的，但我不知道1.5万亿元是怎么测算出来的。智慧城市的衡量标准有六方面：基础设施、环境保护、开放包容、社会治理、经济发展、宜居程度等。这是很全面的一个评价指标。从这个标准来看，中国确实没有一个城市实现了真正的“智慧”。从全球来看，也没有一个城市真正实现了这个目标。比较而言，中国的差距可能更大一点，不久前结束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积极稳妥扎实推进城镇化，到2020年，要解决约1亿进城常住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约1亿人口的城镇棚区和城中村改造，约1亿人口在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推动新型城镇化要与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我国的城镇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智慧城市更是长期努力的方向。智慧城市是城市发展的愿景，人们对智慧的追求是无止境的。

编后感：中国在向城市化大步伐迈进的时候，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诸如“鬼城”、“被上楼”等问题。然而城市化≠建城，住上高楼不等于成为城市人。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城市化过程中，智慧城市被寄予厚望。经过几年轰轰烈烈的发展，可以看出“智慧城市”还得慢工出细活。邬贺铨院士的观点可谓一针见血，许多问题更多的是社会问题而非技术问题。希望各相关机构、企业在关注高科技的研发、应用的同时，也关注社会现实，践行以人为本。